地方官员有不少官僚陋习和腐败现象,但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一直不遗余力。政府对本地支柱企业、明星企业往往给予特殊的便利和福利。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对此应该很有体会。
尚德创立之初,无锡政府说服当地国企出资入股(施正荣主要以专利入股);尚德壮大起来需要上市,政府又要求国企退出,让尚德成为“企业家的企业”,也造就了一个澳大利亚国籍的“中国首富”。从越来越多披露出来的情况看,近年施正荣的一大兴趣转向利用对尚德的控制权,利用利益输送,谋求“家族利益的最大化”,而不是“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”,更遑论“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”。
追逐“控制权回报”,漠视股东整体利益和债权人权益,是公司治理中常见的败德行为,不足为奇。但像施正荣这样,宁可尚德死,一毛也不拔(不愿以个人资产做担保,换取债权银行对尚德救助),其自私狭隘委实让人费解。笔者相信他是个“经济人”,一毛不拔的原因是理性的,因为尚德窟窿太大了,子子孙孙都填不上,只能摆出“尚德与我个人何干”的死硬姿态。
施正荣何以造出如此大的窟窿?除了市场客观原因和自身素质原因,还有一个要因,就是各级政府对他的支持过于慷慨,成为他急速扩张的诱致因素。从土地到资金到补贴,还有各种荣誉和减免退税政策(尚德过去5年出口退税接近百亿元),所享待遇非常巨大。
政府不是白慷慨,也不是官商勾结,只是寄望尚德不断做大,成为旗帜,创造更大gdp。施正荣善解人意,借势而行,不惜“水分式扩张”也要越做越大,唯此才能得到更多政府优惠和补贴,并收“大到不能倒”之效。
依笔者的观察,近年很多盛极而乱的产业如乳业、光伏、白酒等等,在企业拼命上规模、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背后,都有政府政绩指标的驱动。企业往往被催大,政府无奈吞苦果。
要走出“施正荣式悲剧”,政府要转变职能,从微观干预转到营造法治化的“三公”环境。官员要少发对某某企业如何支持的“善心”,要看护好纳税人的“钱袋子”;企业也要本分经营,少受政府补贴一类的福利诱惑,按客观规律办事方能长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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